柳公权与柳宗元

柳公绰担任京兆尹后，继母薛氏也随同移居长安城，一大家人尽享天伦，其乐融融。继母随柳公绰在江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见识了异乡的风光，算是一点晚年的慰藉，也在与亲戚邻里老太太聊天时多了一桩谈资，心情自然舒畅。返回长安后不久，薛氏因年事高迈而谢世。柳公权与兄长一起去职，回到了久别的华原柳家原家中，为母亲守丧，亦称丁忧。

薛氏的去世，使柳公权顿觉人生之匆促，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已经踏入不惑之年的门槛，在仕途上，却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校书郎而已。在这一点上，柳公权难免有一些自责。

唐朝法律中有十恶之罪，其中第七恶为不孝，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就是不孝之一。因而，在任官员去职丁忧是常见的事，除非皇上认为公务上有需要，下旨缩短某个官员的守丧期，这叫夺情，否则是一定要为父母守够三年期限的。在此期间要坚持做到不做官、不婚娶、不赴宴、不应考。当然，在自己家吃不吃筵席没有硬性规定。

柳氏兄弟，当年在生母崔夫人丧后，三年不沐浴，因哀伤过度而身体瘦弱。后来，又事继母薛氏三十年，有的远方姻戚甚至不知他们非薛氏所生。舅兄薛宫很早就死了，柳氏兄弟将其女儿抚养成人出嫁。

柳公绰守丧期满，任刑部侍郎，兼任盐铁转运使。在这一年的十月，柳州大云寺复建，已迈入不惑之年的柳公权，被邀请书写《柳州复大云寺记》碑，由此有机会展示一番自己的书法造诣。

碑文撰文者，乃柳宗元。祖籍河东的“二柳”在此相遇，实在是千载难逢之幸事。尽管各自的祖辈离开河东蒲坂城已经几百年之久，错把异乡当故乡，颠沛流离，荣辱沉浮，总是从一个祖先里繁衍下来的，所谓血浓于水。若按辈分，柳宗元得称柳公权为叔父。

这对叔侄也许在长安就有过不多的交往，但在千里之外的异乡相见，他乡遇故知，一起追忆河东柳氏宗亲的来龙去脉，叙说宦海沉浮的往事，自然倍感亲切，也不无伤感与宽慰。

柳公权与柳宗元，同属晋代官至侍中的柳景猷后人，相隔三百多年，约十多代。柳宗元比柳公权大五岁。四岁时，父亲柳镇去了南方，信佛的母亲卢氏带他住在京西庄园里，教他背诵古赋十四首。他曾随父宦游长沙、九江一带，幼年在长安度过。十三岁时，随父亲在夏口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。二十一岁考中进士，同时中进士的还有好友刘禹锡。他先是任秘书省校书郎，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，后中博学宏词科，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。当了两年蓝田尉，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，时年三十一岁，与韩愈同官，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。

唐宪宗上台，“二王刘柳”被贬，柳宗元先是九月被贬为邵州刺史，行未及半，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。六十七岁的老母亲随往，寄宿龙兴寺，未及半载，老母亲卢氏便离开了人世。柳宗元富有藏书，其《诒京兆尹许孟容》云：“家有赐书三千卷，尚在善和里旧宅，宅今三易主，书存亡不可知。”

永州一贬就是十年，王叔文党人未有迁官，有人主张召回，柳宗元后升职，但却被遣送到更远地方。元和十年（815），柳宗元接到诏书，回到长安，却没有受到重用，又被贬为柳州刺史。

由司马升为刺史后，柳宗元由永州迁往柳州，而刘禹锡应由朗州迁往播州。播州遥远，刘禹锡家有老母，柳宗元说：让母子同往播州，实在悲惨。于是请求改让自己去播州，让刘禹锡去柳州。裴度也为刘禹锡说情，宪宗说：“为子做事应为母亲着想，谁之错？”后改让刘禹锡往连州。之后宪宗实行大赦，在裴度的说服下，敕召柳宗元回京，柳宗元却已在柳州因病去世，享年四十七岁。

柳公权所书碑文《柳州复大云寺记》，乃柳宗元写于任上的。碑文写道：“越人信祥而易杀，傲化而偭仁。病且忧，则聚巫师，用鸡卜。始则杀小牲，不可，则杀中牲，又不可，则杀大胜，而又不可，则诀亲戚，饬死事，曰‘神不置我已矣’，因不食，蔽面死。以故户易耗，田易荒，而畜字不孳。董之礼则顽，束之刑则逃，唯浮图事神而语大，可因而入焉，有以佐教化。”

到柳州任刺史后，柳宗元发现当地百姓有了病不医治，却迷信鬼神巫术，且滥杀禽畜，致使人口减少，田地荒芜，禽畜难以繁殖。于是，他主持修复了被焚毁约百年的大云寺，利用佛教戒杀的主张，引导百姓去掉滥杀牲口的陋习。柳州当初奉朝廷的命令建有四座佛寺，其中的三座在浔水的北面，只有大云寺建在江水的南面。江北环绕柳州城，居住有六百户人家，江南则有三百户。大云寺建成不久，江南发生了火灾，大云寺也被烧毁，以后约百年一直没有修复。柳宗元来到这里不久，就开始着手修复大云寺。

这里恰好有一座僧人居住的小房舍，柳宗元就在这基础上扩建了一座更宽大的寺庙，并且使门前的道路纵横交错，四通八达，向北可以一直连接到江边。他还将扩建佛寺的事报告给桂管观察使府，给佛寺恢复原来的名字大云寺，在大门之后的门额上书写了寺名作为标志。庙内复建了东西两个厢房，还充实了寺庙的设施，作为僧徒居住的地方。柳宗元会集僧徒并送给他们食物，让他们在寺内击磐敲钟，念唱佛经，以显示佛教的尊严，传播佛教的教义。

从此以后，柳州地方上的百姓开始抛弃迷信鬼神巫术的陋习，停止滥杀禽畜，努力趋向于讲究仁爱。在修复大云寺的同时，柳宗元还在这里建造了房屋若干间，开垦荒地若干亩，栽种树木若干株，种了竹子三万竿，开辟菜地上百畦、田地若干块。掌管修寺事务的僧人是退思、令寰、道坚。两年之后的十月某日，寺庙完全修复好了。

《柳州复大云寺记》碑文，是柳公权应柳宗元之邀而书写的。邀请柳公权，也许有他们是远房亲戚的原因，且柳公权的书风在这时候的宫廷和民间也已经声名鹊起。

《柳州复大云寺记》，展现了柳公权早年书法的风貌，显示了其潜在的书法才能，也为他日后的仕途生涯做了很好的铺垫。

柳公权对朝廷的事件了如指掌，甚至对一些幕后的交易也明白几分，但对于一向诚实内敛的他来说，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，国事与官场之是非没必要去管。对于革新派的“二王刘柳”及柳宗元的仕途命运，他有自己的公正理解，心里也很同情，只是把立场深藏于内心，不去公开表白。他也许过于本分，不屑于见风使舵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这恐怕是他没有升迁机会的原因之一。

在唐宪宗元和末期，柳公权再也无法忍受一待就是十三年之久的校书郎职位，厌倦了宫廷里沉重而压抑的气氛，决意离开长安城，到塞外的广袤天地中去，长长地喘一口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