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公权与柳公绰

从大和二年（828）任司封员外郎，到任库部郎中，三年过去了，柳公权忠于职守，并书写了几通颇有影响的碑文，原本应该在官阶上有所变动了，但实际境况不容乐观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单凭恪尽职守，老老实实做事，积累功绩，从而得到提拔的愿望，恐怕是会落空的。突然想到，他有那么地位显赫的一个哥哥，那么广泛的人脉，为什么不用呢？

当初，柳公权离开待了十三年的校书郎位置，北上夏州边城做判官，挣脱深宫的桎梏，就是利用了柳公绰与部下李听的交谊。之后知遇喜好书法的唐穆宗，他当上了皇帝的书法老师，才有了施展抱负和才能的天地。可他虽受到穆宗赏识，却并未被重用，只是在长庆二年（822）由右拾遗改为右补阙，官位由从八品上改为从七品上，仍然是一名侍书。

敬宗时，柳公权出了翰林院，迁为起居郎，官位升至从六品上。按常制，学士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，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。柳公权入翰林院四年，始终是一个侍书学士，知制诰一职与他无缘。文宗时，他奉诏二进翰林院，不幸的是三年过去，仍是一个没有品级的侍书，连起草文书的资格都没有，就这么按部就班地混日子。

柳公权实在不想在库部郎中的岗位上待下去了，思考良久，是君子也难免再世俗一回，便向身处太原的哥哥柳公绰致书，诉说了一番自己的苦闷心思。得到皇帝的宠信，获得优裕的生活，是许多官员梦寐以求的事情，但这并没给柳公权带来精神上的欢乐。在他内心，始终有无法排遣的郁闷与隐隐的羞愧。他酷爱书法艺术，但在世俗社会中，他不可能以书法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。建功立业的进取雄心，时时跃动在他的胸间。而随从皇帝的侍书，其地位仅与“工祝”一类相等，显得很没有出息，让他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。

哥哥柳公绰时为检校左仆射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使、太原尹，接到弟弟柳公权的书信，不禁怅惘。作为一母所生的兄长，深知胞弟的窘境和难言之苦，犹豫再三，他还是应承下来，写信向宰相李宗闵求助。好在柳公绰与李宗闵交谊甚深，不必绕什么弯子，有话可以直说。

柳公绰在信中说：“家弟苦心辞艺，先朝以侍书见用，颇偕工祝，心实耻之，乞换一散秩。”意思是说：我的弟弟苦心钻研文章书法，先朝只任他为侍书，这种职务，和占卜小吏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也以此为耻，请给他调换一个闲散职位。志于儒学和书道，长期当侍书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柳公权确实以此为耻。但另一方面，仕途上的不如意，却也迫使他将公务之余的主要精力放在书法创作上，从而奠定了他的书坛地位。兄长为弟弟鸣不平果然见效。此事于宰相李宗闵，乃小事一桩，举手之劳。

由于宰相李宗闵从中运作，唐文宗大和五年（831）七月十五日，五十四岁的柳公权又一次出了翰林院，升迁为右司郎中，又转为司封郎中、兵部郎中、弘文馆学士。

柳公绰所谓调个闲职，只是个客套的说辞，此闲职其实不闲也。右司郎中，分掌副尚书右丞，处理都省各司事务，其职位仅次于尚书、侍郎、丞相。郎中本是官名，即帝王侍从官的通称。其职责原为护卫、陪从，随时建议，备顾问及差遣。司封郎中为唐代吏部官职，设一人，从五品上，掌封命、朝会、赐予之级别。兵部郎中也是高级官员。

所谓弘文馆，更是来历不凡。在唐朝的开拓阶段，戎马倥偬之际，唐太宗于长安宫城之西设置文学馆，召集天下名士，号称十八学士，有杜如晦、房玄龄、于志宁、陆德明、孔颖达、虞世南等名流。李世民和他们“引礼度而成典则，畅文辞而咏风雅”。李世民即位第二个月，便下令在弘文殿聚书二十万卷，设立弘文馆，即为国家藏书之所，亦为皇帝招纳文学之士之地，集聚了褚亮、姚思廉、蔡允恭、萧德言等英才，“听朝之际，引入殿内，讲论文义”，“或至夜分而罢”。

弘文馆置学士，掌校正图籍，教授生徒。遇朝有制度沿革﹑礼仪轻重时，得与参议。其中置校书郎，掌校理典籍，刊正错谬。设馆主一人，总领馆务。学生数十名，皆选皇族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，师事学士，受经史书法。唐中宗时，避李弘名，改曰昭文馆。玄宗仍改回弘文馆，因其中学生出身贵族，不专经业，令依国子监生例考试，唯帖经减半。

聚集于弘文馆的学士，可以说是朝廷的智囊团。这里是唐代文化的熔炉。柳公权身居其中，无疑如鱼得水，拥有了施展非凡才学的平台。

谁能料到，柳公绰在改变胞弟柳公权官场处境这一点上，舍老脸向老友李宗闵求助，成了他作为胞兄对柳公权的最后一次关照。

柳公绰时任河东节度使。当时碰到了荒年，他节约开支，停止宴请，吃穿与士兵一样。北方的部族派梅禄将军李畅，赶一万匹马来做生意，所经过的地方，柳公绰给予热情招待，又命令部队防止袭夺马匹。李畅到达太原，柳公绰只派牙将一人一骑去慰劳，用友好的态度接待来客。李畅命令翻译官引导去拜见柳公绰，招待宴席不超过常规，李畅感激其恩德，竟然流下眼泪。于是，南下的马群在路上慢慢行进，不随便奔驰打猎。

陉北有沙陀部族，喜好争斗，九姓、六州等部族都怕他们。柳公绰召来沙陀酋长宁邪执宜，修理废弃的十一处塞栅，招募三千兵留驻。沙陀酋长的妻子和母亲到太原访问，柳公绰让夫人慰问和盛情招待，并赠送礼品，沙陀部族感谢其恩德，所以全力保护边塞安宁。

大和六年（832）初，柳公绰突然身患疾病，请求朝廷派人代替他，自河东征还长安。这时，柳公绰的住宅在乐游原的升平坊。

柳公权急忙赶回去探望，兄弟于此境况下相见，不免忧伤不已。兄长知道柳公权入了弘文馆，心情不错，也就放心了。柳公权也明白，胞兄这次所患病症，不是一般常见的风寒感冒或跌打损伤，而是由于多年征战沙场，劳心劳力，殚精竭虑，积劳成疾的。看到兄长所受的苦，柳公权有点愧疚，自己毕竟常年居于京城长安，生活环境要舒适得多，还有什么委屈，要烦劳哥哥操心呢？

这年三月，朝廷知晓功德卓著的柳公绰突然身患重病，甚至是绝症，皇上为表安抚之意，授其为兵部尚书，但可以不上朝行参见礼。

一天，弥留于家中病榻上的柳公绰，忽然命亲随人召来老部下韦长，说有要事相商。守候在身边的柳公权以为，兄长临终之前，要把家事托付给这个人。等到韦长来了，柳公绰不言自己的病体和身后之事，竟对韦长说：“替我报告宰相，徐州那个地方，要压制专门杀害李听亲信部下的那个牙将，除非任用高瑀镇守徐州，否则不能安宁。”韦长说：“我一定转达你的建言。”

柳公绰点点头，接着闭上眼睛，不再说话。他临终最后一句话，不是托付家事，而是把追随自己征战疆场的老部下的命运和大唐王朝的事放在心上。

柳公绰惦记的事，是有关老部下李听的，也就是柳公权在夏州当判官时的顶头上司李听。李听以前担任武宁节度使时，提拔了自己的一个家奴为牙将。后来，朝廷再次任命他为武宁节度使。在接到任命后，李听派了自己的一个亲信官吏到徐州去慰劳将士，没想到那个家奴背信弃义，不愿让李听再到武宁来担任节度使，于是游说军士杀死了李听的亲信官吏，接着残酷地把尸体切成碎块吃掉了。李听得知后大为恐惧，毕竟上了年纪，少了英武之气，便借口自己身体有病，向朝廷再三请求辞去武宁节度使的职务。

三月二十八日，面对徐州的乱局，唐文宗采纳了病中的柳公绰的建言，任命前忠武节度使高瑀为武宁节度使，事态得以平息。

过了几天，大和六年（832）四月三日，柳公绰卒于长安升平坊家中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曰成。胞兄柳公绰比柳公权长十三岁，享年六十有八，还不到七十致仕告老还乡的年纪，实在有些可惜。

胞兄的突然病故，出乎柳公权之所料，无疑是对他精神上的一次沉重的打击。仕途曲折，官场险恶，胞兄是他心灵上的一道屏障。这个屏障轰然坍塌了，对于性情内敛又不善交际的柳公权来说，他更感到了对前途的茫然。华原柳氏族人中没有了顶梁柱，柳公权自然就得成为顶梁柱。这么一想，他于伤悲中倒也抖擞了一下精神。

回想起来，兄长柳公绰一生两任京兆尹，五次节度方镇，三任御史大夫，三任尚书，治境安边均有佳绩，被认为是有望成为宰相的大臣，可惜阴差阳错，到临终时他的官阶只离宰相一步之遥。

柳公绰是做宰相的料，文武双全，堪称有唐一代儒将。他擅长楷法，得于欧、褚，其中楷《紫阳观碑》《南海庙碑》《诸葛武侯祠堂碑》，名传后世。不过，有论者评价其书艺造就胜过柳公权，则是过誉了。

柳公绰魂归故里，永远安息在他的出生地，长安城以北的京兆华原。那里沟壑纵横，山原连绵，开阔而且清静，当初从这里远行谋取功名，风风雨雨，屡建功勋，之后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，这便是宿命。

柳公绰墓地，选在与柳家原隔沟相望的让牛村畔。这个小村子，原来一直养牛，叫养牛村。也许早先曾经丢过一头小牛犊，误入别家的牛圈，二者不是你争我抢，而是你推我让，所以后世称其为让牛村，或称让义村。这里的田产也是柳家的，墓地是金线吊葫芦的好风水。让义村之后还一度被叫成让弟村，据说源于柳氏兄弟为墓之位置相互谦让的佳话。

据传，柳公绰去世前，谦让地对胞弟说：“愚兄官阶虽比贤弟高，但论当朝的名气，贤弟已经超过愚兄了。愚兄死后，当在墓地之左，待贤弟百年之后位右，兄弟永远不分开。”

柳公权没有言语，掩面而泣。等到为胞兄送葬时，将位置定于墓地右侧，左位留给了日后的自己。哥东弟西，是古来当地的丧葬风俗；以右为上，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。后来柳公权官阶二品，而柳公绰的兵部尚书为正三品，但长者为上，官阶不官阶，名气不名气，就不那么重要。不过，由于官阶不同，依照形制，柳公权墓以石砌壁，石门石椁，雕刻彩绘；柳公绰墓灰砖砌墙，石叠墓门，木棺木椁。

值得安慰的是柳公绰后继有人，他的儿子柳仲郢在御史台任侍御史，其母韩氏是韩皋之女。柳公绰的老岳父、柳仲郢的外公韩皋，乃韩滉之子，夙负令名，器质重厚，有大臣之度。韩滉曾任京兆同官主簿，乃县令的助手，从八品。

在为柳公绰送葬之后，柳公权与柳仲郢一起，在老家柳家原住了一些日子。黄土田野上的耕牛图，让柳公权想起了自己看过的一幅《五牛图》，这正是贤侄柳仲郢的曾外公韩滉所作。柳仲郢小时候也看到过这幅画，对自家曾外公的生平和功名略知一二，却不如叔父熟稔。

柳公权说，这位老先生是在我十岁时去世的，享年和你父亲差不多，也是六十几岁。

韩滉，字太冲，长安人，少师韩休之子，以荫补骑曹参军。唐至德年间任吏部员外郎，性强直，明吏事，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数年，德宗时为镇海军节度使，遣将破李希烈，调发粮帛以济朝廷。贞元初加检校左仆射及江淮转运使，封晋国公。性节俭，衣裘茵袵，十年一易，居处仅避风雨，不为家人置办资产。幼有美名，天资聪明，善《易》与《春秋》，好鼓琴，能书善画，长于隶书。章草学梁侍中，草书得张旭笔法，亦工篆草。擅画农村风俗景物，画牛、羊、驴等走兽神态生动，尤以画牛曲尽其妙。

柳仲郢说：“母亲曾讲过，她的爷爷每见村童牧牛于风林烟草之间，便觉身在图画中，起辞官归里之望。”

柳公权说：“这位老先生与韩干齐名，画作有《尧民鼓腹图》《田家风俗图》等三十六件传世。”韩滉的代表作《五牛图》，纸本，设色，笔墨稳健，姿态各异，生动有神。画五只肥壮的黄牛，分别作昂首、独立、嘶鸣、回首、擦痒之状，表现出牛漫步、疾驰、鸣叫、顾视等各种情态以及村童牧放的生活情趣。

韩滉历经玄宗至德宗四代，从地方官做到宰相，拥护统一，反对分裂割据。他的书法绘画具有一种浑厚朴实的风格。画牛名手戴嵩是他的弟子。接着，柳公权又说到柳仲郢外公韩皋的故事。

韩皋为吏部尚书，兼太子少傅，判太常卿事。后充大明宫使，充宪宗山陵礼仪使，拜尚书左仆射。去世时年七十九，赠太子太保。

柳公绰的夫人韩氏善训子。柳仲郢本人也幼年好学，常吃熊胆丸，夜里看书能看更久。他好手抄六经，又抄司马迁、班固、范晔的史书，家藏书万卷，擅长写文章，撰著有《尚书二十四司箴》，受到韩愈的赞扬。

元和末年，柳仲郢考中进士科，任校书郎。牛僧孺征用他到武昌幕府任职，因其有父亲的风范，所以牛僧孺感慨地说：“不是长期学习名教的人，怎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呢？”后召他入朝廷任监察御史，升任侍御史。有禁军士卒诬告乡里有人砍掉了他父亲坟墓上的柏树，用箭射死了那个人，执法官吏以擅自杀人论处那个禁军士卒，而禁军中尉出面要求减免禁军士卒的死罪，右补阙蒋系上奏争论，皇上没有醒悟。柳仲郢此时担任监罚之职，坚持上奏说：“不处死这样的罪犯，就是扰乱法令和刑罚。”

皇帝下诏让御史萧杰监罚此事，萧杰也上奏争论。皇帝只得特意下诏让京兆府官员拷打那个禁军士卒，不用监罚。朝廷称赞柳仲郢守法，跟他父亲柳公绰一个样儿。有这样一个承绪家风的好儿子，父亲柳公绰当可以瞑目了。柳公绰曾经说过：“我当官不曾因为私事把喜怒强加于人，我的子孙会昌盛吧？”会的，因为历史本是公正无私的。柳公权每想到这一点，心里就坦然了许多。